□ 李鳴

春秋初期的齊國，隨著井田制的破壞和私田的大量出現，許多人從奴隸身份解脫出來，成為有一定人身自由的農人，人的地位有所提高。另外，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商業(yè)異常發(fā)達，唯利是圖的價值取向也頗為盛行，單單靠禮已不足以應付這一變化，還要以法治世，一是德刑并用，二是立法定制。特別是齊國，為了加強其霸主地位，更需要通過君主發(fā)號施令，加強君主集權，“以法治國”。

管仲是中國歷史上較早提出“以法治國”理論和原則的思想家，他明確界定了法、律、令的共同性和不同作用以及立法、執(zhí)法、守法的權責關系，深刻揭示了“以法治國”的內涵邏輯、內在要求、價值目標。他認為：立法統(tǒng)一、法律公開是“以法治國”的前提，法令是天下人明確嫌疑、判斷是非的客觀標準，從而否定禮治時代“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舊觀念。他強調法令的主要作用在于控制屬下，防止以下亂主；法令的基本內容是賞刑，即用賞賜鼓勵人們做對國家有利的事，用刑罰糾正對國家不利的行為。統(tǒng)治者治國理政，法律是最直接、最管用、最有力的工具。統(tǒng)治者只要把法律制定好，合乎國情，合乎民意，推動實施，督促落實，違法必究，就功德圓滿了。

管仲認為，國以民為體，君以賞罰為用，立法關系到民眾的切身利益，因此，立法應格外慎重，力戒“私情行而公法毀”（《管子·八觀》），力爭做到“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管子·權修》）。他強調，興政立法有兩個立足點：一是法從習慣，二是令順民心。

法從習慣。氏族部落的社會規(guī)范主要是習慣。習慣是在人們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反映了氏族成員的共同意志和群體利益，得到社會輿論的認可和支持，其調整社會關系和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明顯，對氏族成員有普遍約束力。法以習慣為淵源而產生，在本土自發(fā)生長具有民主性和社會性，容易被人們理解、接受、信仰和自覺遵從。雖然管仲主張的“法治”本質上是加強君主集權，但他強調立法不能僅僅以君主個人的好惡為標準，而應“與俗同好惡”，重視民間習慣。

令順民心。鑒于民有“四欲”（逸樂、富貴、存安、生育）與“四惡”（憂勞、貧賤、危墜、滅絕），以“四欲”順民心，則國安；以“四惡”逆民心，則國危。法令順民心還是逆民心，決定著國家的盛衰、統(tǒng)治的成敗，因此，只要順應民心，法令的實施就像源源不斷的流水那樣暢行無阻。立法以人為本，切實從統(tǒng)治對象的利益和愿望出發(fā)，尋找立法的依據，這就比統(tǒng)治者高高在上、目空一切、隨心所欲地發(fā)號施令要合理得多，這一點應該引起立法者的高度重視。

管仲提倡“令順民心”，就在于他清醒認識到統(tǒng)治者與民眾是互相依存、彼此制約的。統(tǒng)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和實現自己的經濟利益，必須對民眾有所施舍，甚至作出某種讓步，讓民眾有利可圖。做到這些，民眾就會給予相應的回報。統(tǒng)治者有所失必然有所得，且失之甚小，得之甚大。他認為好逸惡勞、趨利避害是人的共同本性，追求物質利益是民情的基本內容。君主立法只有從人性、民情出發(fā)，才會產生令行禁止的社會成效。如果統(tǒng)治者立法“取民無度”，造成民眾衣食不足，整天生活在痛苦之中，民眾就會怠慢法令，法令就根本無法推行。因此，在管仲看來，法令不僅是制裁民眾的手段，同時，也是君主利用民力、獲取民心的工具。

以“令順民心”為出發(fā)點，管仲堅決反對專任刑法，大興殺戮。他指出：刑罰殺戮過濫過重，不僅不會使法令產生威懾作用，反而會激起民怨，使統(tǒng)治者的地位產生動搖。在此基礎上，管仲主張“省刑”，而“省刑”的關鍵在于堵“兩原”。民眾肆意妄為、淫逸放誕的原因，一是上層統(tǒng)治者不節(jié)制私欲，不遵守法度；二是對浮華奢靡之風不予禁絕。堵塞了這兩個根源，犯罪就會減少，刑罰便可輕省。

管仲主張嚴肅法紀，反對赦免罪犯。他提出“輕過而移諸甲兵”的思想，推行贖刑制度，讓有罪者以兵器或銅、鐵贖罪，從而減輕了國家軍備開支的沉重經濟負擔和刑罰懲治的強度，有利于社會安定。

近代中國，法制變革，人們注意到了法律的社會作用。什么是中國人心目中的法律，人們往往以管仲的言法作為依據。究其原因，一是中國最早高度推崇“法治”的是管仲；二是管仲推行“法治”收到了富國強兵、稱霸天下的實效；三是管仲法令依從風俗習慣，順乎民情民意，讓民有利可獲、有?？上?、有安可圖。而這些正有助于我們加深對法律的認識。

（文章節(jié)選自李鳴《法的回聲：中國法律思想通識講義》，法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