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政法大學林信銘在《環(huán)球法律評論》2023年第6期上發(fā)表題為《裁判員受賄操縱體育競賽的刑法規(guī)制——一個中德刑法的比較考察》的文章中指出：

近年來，隨著國內體育競賽活動的蓬勃發(fā)展，操縱體育競賽事件逐漸受到公眾的關注。原本應公平、公正進行的體育競賽之所以蒙上被操縱的陰影，系由于裁判員、運動員或教練員通過操縱競賽來謀取不法利益。為了有效遏制操縱體育競賽的歪風，相關部門加大了對于裁判員、運動員、教練員涉賭和操縱競賽行為的整治打擊力度，除了要求各單項體育協(xié)會對有違規(guī)違紀違法行為人員視情節(jié)輕重分別給予處罰外，亦指示各級公安機關對于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或涉嫌犯罪行為的情形依法予以治安管理處罰或追究刑事責任。在此類案件中最受關注者應屬裁判員收受賄賂并進而操縱體育競賽的情形。然而，分析此類行為在現行刑法上可能涉及的罪名可知，受賄罪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在此并無適用空間，至于詐騙罪則僅當涉及體育賭博時方可有限地被適用。我國現行刑法并無適合的罪名可規(guī)制裁判員受賄操縱體育競賽的行為，因此有必要增設新罪名。

關于規(guī)制操縱體育競賽的刑事立法模式，德國刑法于2017年所增訂的體育賭博詐騙罪與操縱職業(yè)體育競賽罪采取了“不法約定模式”，其將犯罪構成要件的核心置于通過賄賂所達成的事前不法約定，存在過度提前處罰的疑慮。我國關于增設操縱體育競賽罪名的立法建議則多采取“操縱行為模式”，其系以操縱行為作為犯罪構成要件的核心，但因難以明確界定操縱行為的概念而導致構成要件范圍過于寬泛。由于上述兩者皆存在缺陷，在對操縱體育競賽采取分類規(guī)制思維的基礎上，提出了規(guī)制裁判員操縱體育競賽的“枉法裁決模式”，建議在我國刑法上增訂“裁判員枉法裁決罪”。

依據“枉法裁決模式”所設計的“裁判員枉法裁決罪”將構成要件行為置于裁判員的錯誤裁決行為，在此犯罪構成要件中裁判員的收受賄賂行為僅具有證明其系出于故意作錯誤裁決的作用，因此可避免在“不法約定模式”下僅收受賄賂即足以成罪的過度提前處罰疑慮。同時，“裁判員枉法裁決罪”明確地將構成要件行為描述為“違背事實和規(guī)則作枉法裁決”，借此將構成要件范圍限定于裁判員違背競賽事實、規(guī)則所實施的錯誤裁決行為，而不包括裁判員在依據競賽規(guī)則享有的裁量空間內刻意追求特定競賽結果的裁決行為，故可避免“操縱行為模式”所存在構成要件范圍過于寬泛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