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冀祥德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世界刑事訴訟的歷史就是一部國家權力不斷被規(guī)制、公民權利逐步得以擴張的歷史。筆者認為，世界刑事訴訟的發(fā)展歷程，就是一個由國家干預解決糾紛逐步向社會自治解決糾紛的理性回歸過程；是一個通過不斷分權來制約權力，從而強化人權保障的過程；是一個兩造地位逐步趨于平等、由對抗逐步走向理性合作（考慮成本、效率等）的過程；是一個瓦解專制、推進民主的過程。隨著人類社會經濟的不斷發(fā)展和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世界范圍內的刑事訴訟制度經歷了一個波瀾壯闊的發(fā)展過程，先后出現(xiàn)了四次重大的根本性轉折，筆者將之稱為世界刑事訴訟的四次革命。其中，司法權與行政權的分離為第一次革命；控審分離為第二次革命；控辯平等為第三次革命；控辯關系由對抗為主、合作為輔轉變?yōu)楹献鳛橹鳌篂檩o為第四次革命。

世界刑事訴訟的第一次革命：司法權與行政權的分離

在分離中保證制約，在制約中實現(xiàn)價值，在價值中體現(xiàn)公正，這是法治發(fā)展的推進邏輯與文明基因所在。司法權與行政權的分離對于世界刑事訴訟制度的發(fā)展和演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筆者將其稱為世界刑事訴訟的第一次革命。

世界刑事訴訟的第一次革命以公元前594年梭倫改革中設立的陪審法庭為興起標志，以1787年美國《憲法》確立的司法權獨立為成熟標志，從整體上看歷時2300多年。

在第一次革命中，國家對訴訟過程和結果的決定權并沒有向社會轉移，而只是在國家權力內部，即司法權與行政權之間作了重新配置。國家在訴訟中的優(yōu)勢主導地位使得社會自治幾無可能。但不可否認的是，由于司法權與行政權之間因為分立形成了某種態(tài)勢的牽制或平衡，國家對訴訟的干預逐漸呈現(xiàn)出弱化的特征和趨勢。

世界刑事訴訟的第二次革命：控審分離

控訴權與審判權的分離不僅合乎對正義價值的追求，也有助于避免刑事訴訟結構的單向度歸納式思考，促進更為細致的訴訟結構邏輯演繹?？貙彿蛛x存在兩種意義上的理解：第一種是結構意義上的分離，即控訴職能與審判職能由不同國家機構承擔，檢察院作為專門的控訴機關獨立于法院；第二種是程序意義上的控審分離，是指程序啟動上的“不告不理”以及程序運作中的“訴審同一”。這里所說的控審分離單指結構意義上的控審分離，在結構意義上的控審分離中，又單指國家公訴權與審判權的分離。

從時間上看，1166年英國《克拉倫登法》（也稱《克拉靈頓詔令》）中大陪審團起訴制度的建立，標志著刑事訴訟第二次革命的興起；1808年拿破侖《重罪審理法典》中檢察官獨攬控訴權制度的建立，標志著世界刑事訴訟第二次革命的成熟，整體上歷時600余年。

刑事訴訟第二次革命的發(fā)生意味著國家對訴訟過程和結果的控制力度再次減弱。國家控訴權的出現(xiàn)使得法院的審判權受到制約，被追訴人的利益得到了更好的保護。兩造的形成以及兩造主體地位的確立，意味著他們將對案件的過程和結果發(fā)揮重要作用。國家對訴訟過程和結果的決定權開始向社會（當事人）轉移，國家干預繼續(xù)弱化，社會自治模式有所顯現(xiàn)。

世界刑事訴訟的第三次革命：控辯平等

世界刑事訴訟的第三次革命是指控辯雙方的地位、力量等從不平等逐步轉向平等的過程?？剞q平等至少應當包括以下幾項內容：首先是立法上的平等武裝，要求將對等的程序權利義務關系貫穿于訴訟的各個階段；其次是司法上的平等保護，不僅包括控辯雙方的訴訟機會平等、訴訟條件平等，而且包括裁判者在訴訟過程中的訴訟態(tài)度以及衡量訴訟價值的標準應該平等；最后是控辯雙方在攻防中的平等對抗，為切實維護被追訴人的合法權益，保障其人身自由和財產安全，或使其在訴訟中受到平等審判之對待，法律有必要賦予被追訴人一系列防御性權利，以與控訴權相抗衡。

1696年英國《叛逆罪審判法》對刑事辯護制度的規(guī)定是刑事訴訟第三次革命興起的標志，1983年美國《律師職業(yè)行為標準規(guī)則》對律師執(zhí)業(yè)豁免權的規(guī)定是第三次革命基本完成的標志，整體上歷時近300年。

以控辯平等為特征的世界刑事訴訟第三次革命是從控辯雙方權力（利）配置平等開始的。第二次革命只是確立了三方結構以及兩造的主體地位，在兩造由于力量懸殊無法實現(xiàn)實質性對抗之時，對訴訟過程和結果的控制就不得不依靠法官；反之，在審判過程中對訴訟過程和結果起實質性作用的必然就是兩造的意思自治?？剞q平等的追求與實現(xiàn)，預示著國家對訴訟過程和結果的決定權已經向社會（當事人）發(fā)生重大轉移，國家干預進一步弱化，社會自治明顯擴張。

世界刑事訴訟的第四次革命：控辯合作

控辯平等保障了控辯平等對抗，但顯而易見，對抗不僅增加了糾紛處斷的訴訟經濟成本，也增加了訴訟時間成本，直接影響訴訟效率。世界各國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中，圍繞如何降低訴訟成本、提高訴訟效率這一主題，展開積極探索。伴隨一系列司法改革活動的推進，控辯關系也發(fā)生著新的變化，呈現(xiàn)出由對抗為主、合作為輔轉向以合作為主、對抗為輔的變革之勢，此即刑事訴訟第四次革命的開始?？剞q合作是指在自愿、協(xié)商、參與、合法原則下，控辯雙方就程序、實體、證據(jù)等問題協(xié)商達成一致意見，并經司法機構同意完成刑事糾紛解決的過程?？剞q雙方合作的領域包含了刑事訴訟的整個過程，可以在訴訟的任何階段、任何領域內進行。

世界刑事訴訟第四次革命以1970年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布雷迪訴合眾國案”（Brady v. United States）中確認辯訴交易的合憲性為興起標志，由于第四次革命在世界范圍內還方興未艾，因此其何時走向成熟尚需時間的檢驗。世界范圍內的刑事訴訟活動中，控辯合作主要體現(xiàn)為辯訴交易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強制措施的同意行為、附條件的暫緩起訴制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等幾種形式。

第四次革命意味著國家對訴訟過程和結果的主導權或決定權已經發(fā)生了轉移，國家干預已經明顯弱化，社會自治逐步占據(jù)主導地位。盡管刑事司法權力在最終意義上具有強制性，但它的實施幾乎在各個層面都離不開合作與同意，而在控辯雙方以合作為主的情形下，國家在訴訟中的地位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此時控辯雙方的意思自治占據(jù)了主導性地位，而以法官為代表的國家盡管也參與了訴訟，但僅僅是審查控辯合作的自愿性、合法性以及在此基礎上對控辯雙方的合作意向進行象征性確認。

世界刑事訴訟四次革命對中國法改革的意義

如果關于世界刑事訴訟四次革命的劃分成立的話，以此理論為指導，研究剖析中國當下的刑事訴訟立法和司法實踐，其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均顯而易見，它能夠為當下重塑司法公信力、建立司法權威、實現(xiàn)司法公正提供路徑指引。按照世界刑事訴訟四次革命理論，要實現(xiàn)這一目標，就要遵循刑事訴訟活動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立足中國國情，以用中國方法解決中國問題的立場，不斷致力于權力對權力、權利對權力的監(jiān)督制約，實現(xiàn)行政權與司法權的徹底分離、控訴權與審判權的徹底分離，有效限縮公權力，逐步擴張公民權利，以推進從普遍辯護到準入辯護再到有效辯護為人權保障進路，沿著“簡者更簡、繁者更繁”的刑事司法程序改革方向，建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制度。

與此同時，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世界刑事訴訟的四次革命既不是內生的、自然的、孤立的，也不是完全被動的、激進的、被強制催化的，它是一個內源與催生、漸進與激進多重結合演進的過程。在中國法的改革中，在“大變、速變、全變”理念指引下對制度變遷相關內生條件的忽略以及進而的急于求成，往往會導致法律制度移植的“水土不服”，甚至失敗。只有理性地超越激進主義，在遵循世界刑事訴訟四次革命內在規(guī)律的前提下，緊密結合中國國情，尤其是在汲取世界刑事訴訟四次革命經驗和教訓的同時，總結具有鮮明特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模式——“中國之治”的成功經驗，才能創(chuàng)立出刑事訴訟的“中國模式”。

（原文刊載于《中國法學》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