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建

《水滸傳》第八回提到開封府衙的景象：“緋羅繳壁，紫綬卓圍。當頭額掛朱紅，四下簾垂斑竹。官僚守正，戒石上刻御制四行；令史謹嚴，漆牌中書低聲二字?！笨梢娧瞄T里有塊叫做“戒石”的石碑，上面刻寫的是四行“御制”。而且，這個“御制”針對的是官僚群體，要求他們能夠“守正”，也就是能夠走正道。

小說第六十二回又提到大名府衙里也有這樣的戒石。玉麒麟盧俊義的管家李固與盧俊義老婆通奸，當盧俊義吃了冤枉官司被捕入獄后，李固向大名府衙看管監(jiān)獄兼行刑劊子手的鐵臂膊蔡福行賄，拿了“五十兩蒜條金”，請蔡福設法在監(jiān)獄里暗害盧俊義。蔡福笑道：“你不見正廳戒石上刻著‘下民易虐，上蒼難欺’？你那瞞心昧己勾當，怕我不知？你又占了他家私，謀了他老婆，如今把五十兩金子與我，結果了他性命。日后提刑官下馬，我吃不的這等官司！”

這個“戒石”究竟是什么東西？古代真的在衙門里設立有專門勸誡官僚的石碑嗎？

由來已久的“官箴”

確實是這樣，戒石是設置在衙門里勸誡官員“廉政”的設施。

由朝廷下達倡導“廉政”的文告，希望官員能夠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這是中國歷代王朝的慣例。對官吏頒布種種勸慰、勉勵的箴文，由來很早。《尚書·商書·伊訓》就有“儆于有位”的說法；漢朝大文豪揚雄寫過《卿尹州牧箴》二十五篇，以后崔骃、胡廣又增寫《百官箴》。至于在衙門里立石刻碑，將這樣的“官箴”來個“廣而告之”的，據(jù)說首創(chuàng)者是隋朝的何孚。他原來是隋文帝的寵臣，后來被“下放”到龍州當刺史，為自己寫了《刺史箴》，叫人刻寫在石碑上，安放于州衙門之外。

在衙門里設置的廉政設施，流傳時間最長、地域最廣的，就是所謂“戒石銘”了。它原來是五代十國時期的后蜀之主孟昶所撰寫的官箴，頒發(fā)給各地州府。全文共九十六個字：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yǎng)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guī)。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逾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

起點很低的廉政要求

讀“戒石銘”，會覺得這個廉政要求的起點很低，主要是激發(fā)官員的“天地良心”，試圖用感化的辦法，以防止官員濫用權力壓榨民眾。銘文前面點出官員收入的來源，希望官員能夠對民眾有感恩之心；后面用上天施行的因果報應來進行恐嚇。對于一個狠心虐待民眾而不那么相信報應之說的官員，這個勸誡沒有絲毫的威懾力。

南宋時期，民間已經(jīng)有人公然嘲笑這個“廉政”舉措——“爾俸爾祿，難稱難足；民膏民脂，轉吃轉肥；下民易虐，來的便著；上天難欺，且待臨期”(俞文豹《吹劍續(xù)錄》)。

對“戒石銘”的批判

后世批判這個“戒石銘”最激烈的，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他在《宋論》一書中專門有一篇文章，集中批判“戒石銘”。王夫之認為，這個銘文是“儒術不明，申韓雜進”，混入了法家思想的夾生的道德宣言，而且破壞了“人道之大經(jīng)”(做人最基本的道理)，“蔑君子之風操”(侮辱了士大夫的情操)，還會引導臣民喪失原本應該具有的“忠厚和平之性”，從而斤斤計較于利益、互相仇視。

首先，說官吏的俸祿是民膏民脂，“則天子受萬方之貢賦，愈不忍言矣”。這就把皇帝的秘密說穿了，“是之謂夷人道之大經(jīng)也”。

其次，皇帝要對官吏說，“吾取民之膏脂以奉汝”。此乃辱人賤行，至于此極，是以謂毀君子之風操也。

再次，這個說法推而廣之，則小官認為大官和自己一樣是吸血鬼，而兒子也可以說父親是吃他的膏脂了。這樣就動搖了整套封建道德體系，于是，“趨利棄義，互相怨怒，而人道夷于禽獸矣”。

復次，“戒石銘”公開了“下民”與官吏誰養(yǎng)活誰的道理。“倡其民以囂陵詬誶之口實，使賊其天良，是之謂導臣民以喪其忠厚和平之性也。”這在王夫之看來，是最嚴重的大逆不道。

最后，“上天難欺”四個字，正說明皇帝無法控制貪官，只能加以恐嚇。而且，“敬天，而念天之所鑒者，惟予一人而已，非群工庶尹之得分其責也”，即與天打交道的只能是天子一人，怎么可以把這個權力下放呢？因此，王夫之認為：“君天下者，人心風化之所宗也，而可揭此以正告天下乎？”可惜他只是個“在野派”，否則，一定要把各地戒石砸爛而后快。

（文章節(jié)選自郭建的《古人的天平（上卷）：透過古典名著看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出版）